有这种想法的创业者不在少数，一些国内领先直播平台，在获得相当可观的市场规模和影响力之后，也开始着手在海外释放影响力。

　　不断有融资消息涌出：2016年，YY 创始人李学凌亲自挂帅的BIGO Live也来到泰国；傅盛二次豹变向内容类产品转型，先是在上半年发布了live.me，下半年又收购了头条类的海外产品 News Republic；随后，主打印尼市场的直播产品 Nono Live上线；上海的musical.ly也发布了海外直播产品；另一家公司 Kitty Live 针对泰国市场的直播产品也在 8 月份上线。

　　据腾讯研究院的数据，2015年开始，仅在“一带一路”国家上出海的直播平台开始激增，2016上半年，多达18家，达到历年来的高峰，这个数字是2015整年的3倍，2014年的9倍。

　　这其中，鉴于对工具出海时代“先下手为强”的成功路径依赖，让很多没想清楚就盲目出海的泛娱乐玩家翻了船。

　　李想的产品上线之后，流量迟迟不来，在国外，没有人知道怎么去做主播，引导外国市场甚至培养外国人的打赏习惯，让毫无本地经验的中国团队，如同在蓝海中开荒。

　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BIGO Live的团队以丰富本地经验著称，运营渠道贯穿线上线下，通过夜店、学校，甚至在商场促销、展会上邀请等方式， 3个月时间，BIGO Live找来了1000多个主播。

　　眼看李想的局面难以打开，资金日益吃紧，投资人给出的拒绝理由简单直接：“你们是产品型团队，我们更希望投一个有海外运营能力的团队。” 海外的直播平台迅速分层，战局立现，这也成为泛娱乐类平台出海的一个缩影。

　　进化论：泛娱乐出海的门槛比较高

　　“泛娱乐出海的门槛比较高。”张泰伦的一句话过滤掉了大批盲目出海追随风口的创业者。在丁新燕看来，对没有国际化战略和本地团队的创业公司，可能连最基本的语言都搞不定，对他们而言，出海成本太高。

　　即使这样，在本身资金不充足，产品成熟度不高的情况下，想单纯依靠时间差、甚至打擦边球等方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创业者，自然被淘汰出局。

　　丁新燕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在去年，直播平台被当地政府警告的事件屡有发生，特别在有宗教限制的国家，还要考虑到当地的特有场景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击退了一部分不了解当地文化、无法疏通本地关系的小玩家。

　　同样的水土不服也出现在头条类，小公司在早期进入，涉及侵权会直接从商店下架，重者还会惹上官司。张泰伦称，虽然在北美市场，头条类产品的广告能卖出好价钱，但加上购买版权和获客成本过高，很难回收。而东南亚市场虽获客成本低，但广告也卖得便宜，短期看，盈利很难。

　　直播平台在国内单纯依靠打赏的盈利模式也成为其在海外发展隐患，“打赏模式是中国用户特有的心理诉求，外国人没有砸钱给别人看的习惯。”张泰伦表示，即使在受华人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亚，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是一部分限制因素。

　　丁新燕以印尼举例说，年轻人消费的最大三个方面是：买个摩托车、买个好手机，剩下的几乎全部花在吃上，即使有一定付费习惯的北美用户，大多也只能接受购买服务或产品，觉得划算才会花钱。

　　现在来看，头条类的海量用户卖广告的盈利模式，一旦出海牵扯到版权，没有规模化和资金优势的小公司很难生存。而直播类单纯依赖打赏的盈利模式，即使在国内，也绝非长久之计。

　　在张泰伦看来，直播也许很难独立支撑一个项目，但完全可以做一个配角，利用其强互动性探索出新的可能，尤其在国外市场巨头还未站稳脚跟时，甚至会激发更多联想。

　　“在中国赚钱的项目盲目输出，可能短期内月活数可以很好看。”丁新燕表示，但是长久来看，东南亚各国发展不均，又存在语言、文化、政治上的差异，能不能探索出符合当地条件的盈利模式，需要真正深入本土下工夫做运营。

　　最难找的是人才

　　想更快本地化，就一定要和外国小伙伴合作。投资人和创业者很快意识到这一点，“混血团队”四个字似乎成为从堆积如山的出海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必杀技。甚至也是投资人约你出来喝咖啡的唯一理由，“混血团队”面前，无关风口，不分领域，不看赛道。

　　“东南亚其实最难找的就是创业人才。”丁新燕觉得，不像在中国，一个赛道上挤满了人，投资机构可以放心大胆筛。和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完全不同，创业公司"996"的模式，“如果在东南亚，可能大家全都辞职了。”

　　这不是一个段子，曾有中国公司砸很多钱进来，买了已经运营几年成规模的本地团队，后派中国空降高管以中国互联网的标准“天天挥舞小鞭子”，本地人陆陆续续全都走光了。

　　知名IT评论人Keso曾表示，在东南亚地区，本地缺乏有竞争力的人才，IT行业整体人才匮乏，整个行业的人才吸引力也不足，甚至东南亚各国富豪榜的前几位，根本找不出IT领袖。

　　即使在世界教育领先的新加坡，精英阶层的出路早早被设定好，从政、学医、金融或法律，而IT这个行业，对于新加坡本地的人才而言，根本算不上靠前的选择。概念和地位都已固化，人们大多按部就班生活在既定轨道。

　　“找到这个领域的人才，还要想办法把他培养出创业意愿。” 丁新燕说。对中国公司而言，如何在当地培养起价值观也许正是现阶段该去考虑的。

　　这一点，来过中国的马来西亚华人黄韦锝感触颇深。“讲到创业，在马来西亚更多人的想法还是开一个店。在中国，几乎所有的创业都指向互联网。”三年前，他拿着吉隆坡年轻人最潮的电子烟给中国朋友“显摆”，朋友果然第一次见，“没想到，几分钟之后他在手机淘宝上指给我看，和我一模一样的产品，价格却是我买到的一半。”

　　淘宝的力量彻底征服了这位马来西亚华人，世界已经大不相同，他觉得这其中一定孕育着巨大的商机。可是，直到三年后，阿里巴巴收购了当地电商Lazada，他才认为这个时机到了，此前，物流和支付是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
　　时间不是朋友，是敌人

　　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有一套著名的“时间机器”理论：美国互联网比日本先进，他就先在美国投资，等时机成熟后再带着美国的经验杀回日本，仿佛坐上时间机器，回到几年前的美国。

　　出海成为风口，正是基于时间机器的判断。在东南亚复制一个国内互联网的巨头，这事儿看起来极具吸引力。

　　但别忘了，想在东南亚搭上时间机器的创业者很多，中国并非第一个。

　　“这里从来就是一个市场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英国人来，美国人来，日本人来过，韩国人来。现在是中国人。”丁新燕表示，东南亚各国产生技术的能力并不高，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美日等国的产品、技术输出的地位。

　　在这班时间列车上，中国创业者要面临美国、日本等其他国际巨头的竞争。更可怕的是，国内巨头的倾轧噩梦，也快要到来了。

　　仅仅这一周内，先是滴滴联手软银向东南亚专车公司Grab提供了高达20亿美元的融资；第二天，蚂蚁金服联手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，组建合资公司；上周，海澜之家在吉隆坡中心地段开出了自己东南亚第一家店。

　　在美国创立每日瑜伽的李祖鹏，也证明了时间机器理论并不一定好用。

　　2009年，安卓市场刚起步，李祖鹏组建了技术外包公司，专门为国外客户制作App。2012年，李祖鹏认为时机到了，他开始专攻一款内容健身类产品，首先投放在北美市场。良好的用户体验和精心的课程设计很快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，赚得市场和口碑。

　　“国内用户喜欢舒缓的动作，接受不了美国高强度的模式。”李祖鹏干脆把公司拆分成两个独立团队，针对国内和北美不同的消费习惯。

　　健身内容类产品似乎从未成为过风口，李祖鹏也不在北京，很少参加活动。他并不认同时间机器的概念：做好产品是一切的前提。

　　李想的境遇似乎是另一重隐喻。出海的风吹过，投资人已经不再热衷时间窗口的概念。这台时间机器的门票，是更本地化的运营和模式，而不是照搬概念。

　　留给新兴创业者的空间越来越小。对于出海创业者来说，时间不是朋友，而是敌人。